众所周知，接受某种“新的方式”最需要改变的是“已有习惯”，这一点在农村尤为突出。记者在十年前采访人民银行推动的助农取款工作时发现，大多数农村人口对于现金的“执着”使用非常普遍，但近几年记者再去了解农村助农取款的情况，虽然还有一部分老年人愿意选择拿到现金，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群在家门口的普惠金融服务站办理业务时，很多都已经习惯性选择线上化的方式，数字化支付在农村越来越普遍，这说明农村人群对于通过线上进行交易正在逐步接受。同时也要看到，数字普惠金融的交易大多数基于移动终端，也就是手机，农村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正在不断提升，但真正愿意通过手机去了解金融产品以及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对于农村人群来说，尚需时日。

　　基于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条件比相对欠发达地区要好很多；基于不同金融需求的情况来看，生活消费类金融需求通过数字化满足的机会大于经营类金融需求的满足；从不同场景所带来的体验分析，社交与电商的线上场景融合正在让数字化的影响更加深入，从而促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方式与途径的多元化与多样性。但无论何种差异，通过培养和建立弱小群体的线上参与习惯是最重要的基础，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不同的供给方式和路径都在试图让需求者结合自身的实际，选择适合的数字金融服务方式和内容。

　　从助农取款到农村电商，从普惠金融服务站到银行机构下沉做线上信贷产品的推动，越来越突出强化农村人群的线上金融体验，但针对弱小群体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难点、痛点仍然不少，诸如弱小群体的数字及金融素养有待提升、服务弱小群体的短期成本较高以及弱小群体收入的不稳定性等因素，都会影响到针对其进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效。

　　当下，从供给方的角度来看，既有各家银行机构业务下沉寻找数字化场景突破的实践，也有以政府搭建区域信用信息数据平台来促进银行信贷提质扩面的模式，还有一些平台金融服务主体通过结合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场景为专属类别的经营主体提供数字化金融服务的创新，这些尝试都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积极的推进效果。简言之，无论何种方式或路径，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是良性推动该项工作的基本原则。

　　例如，相较于其他的贫弱地区，我国相对偏远省份农牧区农牧民更难以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一方面，当地金融信用环境仍待改善，普惠金融和数字金融基础也相对落后；另一方面，相较于一般的种植养殖行业，游牧方式意味着相应的生产生活数据信息更难以获取、积累并用于金融服务。基于上述特殊性，记者采访到的青海金融部门较早开始推行“双基联动”合作贷款模式，通过探索建立银行机构与基层党组织的联动机制，互派负责人员，形成在金融需求对接、信用评定、风险防控等多方面的合作，以逐步消解因服务范围广、金融素养弱、生产生活分散造成的金融服务成本偏高的难题。这个过程也是金融部门积累产业和农牧民基础经营和信用数据并开展信用体系建设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近两年已有部分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农牧区开始尝试推动“线上+线下”业务融合发展，通过强化对挂职人员、惠农金融服务点代理商户的业务培训，引导农牧民逐步适应运用智能机具和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办理贷款业务，以此逐步向这些地区渗透更高效的金融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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